——从“刘勇危险驾驶案”看醉驾案件中血样检验程序的合法性审查

引言

醉驾入刑以来，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一直是定罪量刑的“王牌证据”。实践中，只要血检结果超过80mg/100ml，被告人几乎难逃有罪判决。很多辩护律师在程序违法问题上反复提出异议，却常常被一句“鉴定意见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程序瑕疵不影响实体结论”堵回来。

但是，程序违法真的“不影响”吗？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2019年第1辑收录的“刘勇危险驾驶案”给出了明确答案：血样提取、保管、送检程序违法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依法无罪。

这是最高法层面通过案例选编向全国法院传递的清晰信号。本文以该案为底本，解析醉驾案件中血样检验程序合法性审查的关键要点。

一、案情回顾

2017年4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刘勇（持B2驾驶证）酒后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原S202省道安徽省阜南县田集街路段行驶至自家门前，与路边行人管文见发生争吵并产生肢体冲突。管文见报案后，阜南县公安局田集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于当天16时25分将刘勇带至阜南县人民医院抽取静脉血样，用生化真空管封存。该血样于当月28日送检安徽中天司法鉴定中心，29日检出乙醇成分，浓度为208.5mg/100ml。

阜南县人民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对刘勇提起公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判决：刘勇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刘勇不服，提起上诉。

二、辩护人的“无罪辩护”：从血样检验程序入手，逐一击破

刘勇的辩护人在一审阶段即提出了完全无罪辩护，核心理由是：公安机关对刘勇的血样未按照规定封存、未进行低温保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送检、迟延送检未经审批、公诉机关及办案民警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这与大多数醉驾案件中辩护人“认罪求情”的策略截然不同。辩护人没有纠结于量刑情节（如短距离挪车、初犯偶犯等），而是直击核心证据的合法性——只要鉴定意见被排除，全案定罪基础就不复存在。

三、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不可采信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本案证据不足，拟撤销原判、宣告刘勇无罪。列席审委会的检察机关人员认同法院意见，要求撤回起诉。

本案二审法院的最终裁判观点，可以归纳三个关键点：

第一、血样未依规封存，检材同一性无法保证

公安机关虽对抽取血样的过程同步视频记录，但之后未依规定用纸质口袋密封，更未注明抽血时间、血样用途，未由被抽血人、交通警察和抽血人员签名或盖章。

这意味着，在血样提取完成到送检之间的“保管链”出现了断裂。检材是否与提取时的血样一致（是否被调换、污染、稀释），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检材的同一性一旦受到质疑，整个鉴定意见就如空中楼阁。

第二、迟延送检、不能证明低温保存，检材安全性无法保证

血样于2017年4月24日16时25分提取，直至当月28日才送检，间隔4天（96小时），远超《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立即送检”或经审批后在3日内送检的时限要求，且无任何延期审批手续。公安机关在开庭前补充了一张冰箱照片，试图证明具备低温保存条件，但法院明确指出：“该照片仅能证明其具备低温保存的条件，不能证明冰箱中保存的是被告人刘勇的血样，也不能证明当时对刘勇的血样进行了低温保存。”

这一认定表明：不能仅凭“有冰箱”来证明“用了冰箱”。公安机关必须提供具体的温度记录、具体的保管记录，否则“低温保存”就不成立。

法院进一步援引了山东青岛薛某案的教训：血样在常温下不经防腐处理会发生腐蚀变质、自身产生乙醇，检测出的酒精含量可能根本不是饮酒所致，而是血液腐败的产物。央视新闻频道对此曾有专题报道。

第三、备份血样被销毁且无法补救，案件适用疑罪从无

因为备份血样已被销毁，不能再次鉴定以排除污染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鉴定意见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结论：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

四、裁判要旨的明确意见

本案的核心裁判要旨被《人民法院案例选》收录为：危险驾驶案件中，公安机关抽取血样后，未依照规定封存，在不能证明低温保存的情况下，迟延送检，不能保证血样的不被污染，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以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认定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的定案依据。

短短一句话，明确了醉驾案件血样检验程序审查的三个关键点：

以上三种情况，只要满足其中任一条，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就面临被排除的风险。若多种情况同时满足（如刘勇案），鉴定意见几乎必然被排除。

五、实务启示

1. 血样检验程序违法是“硬伤”，不是“瑕疵”

刘勇案最直观的启示是：血样程序违法不是可以“补正”的程序瑕疵，而是影响证据资格的根本性违法。

实践中，很多法官以“程序瑕疵不影响实体结论”为由驳回辩护意见。但刘勇案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反驳武器，这是最高法案例明确认定的“应当排除”的情形，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可以援引该案。

2. 举证责任在控方，“不能证明”即推定为违法

本案的举证责任在控方：不是由被告人来证明血样被污染了，而是由控方来证明血样没有被污染。控方不能证明低温保存的，则推定低温保存不成立，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

控方需要提供：血样保存温度全程记录（而非一张冰箱照片）；血样送检交接记录（包含时间、人员签名）；延期审批手续（如有）等，但在实践中，很多办案单位恰恰做不到上述要求，这正是辩护的突破口。

3.“事后补证”不等于“事后补正”

本案中，公安机关在开庭前补充了一张冰箱照片试图补救，但被法院明确否定。程序违法一旦发生，不能通过事后补交材料来“补正”，因为这些材料本身也属于“不能证明”的范畴。

一张静态的冰箱照片，不能证明“本案血样在特定时间段内保存在该冰箱中”。同理，一份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能替代事前应当形成的原始记录。

4. 全面系统地梳理违法点

刘勇案的辩护成功，不在于发现了一个“致命漏洞”，而在于对血样检验程序进行了系统化的全链条审查：

提取环节：封存是否规范？签名是否完备？消毒液是否合规？

保管环节：有无温度记录？有无专人管理？有无独立封装？

送检环节：送检时间是否超期？有无延期审批？有无交接记录？

鉴定环节：鉴定机构和人员资质？同步录音录像？原始图谱数据？

任何一个环节违法，都能动摇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多个环节同时违法，排除鉴定意见的理由就更加充分。

六、结语

《人民法院案例选》作为最高法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的权威案例出版物，其选编的案例对全国法院具有重要的参考示范意义。“刘勇危险驾驶案”被收录进2019年第1辑，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醉驾案件中，血样检验程序违法不是可以忽视的“技术性瑕疵”，而是足以排除鉴定意见的程序违法行为。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这个案例提供了方法论——从血样提取、保管、送检的全链条入手，逐一审查程序合法性，不给“有冰箱=有低温保存”这类逻辑跳跃留下任何空间。

对于办案机关而言，这个案例则是警钟——“历来这么干”不等于“这么干合法”。血样检验程序规范的每一次违反，都可能在法庭上成为鉴定意见被排除的理由。

七、本人近期代理的一起类似案件

刘勇案并非孤例，本人近期代理的一起醉驾再审案件，血样检验程序的违法程度更为严重：

血样常温失控94分钟：办案交警采血后手持血样辗转多处，长达一个半小时未入柜冷藏，远远超出刘勇案中“不能证明低温保存”的程度。本案有执法记录仪可查，直接证明未低温保存；

超期送检5天：血样提取后第5天才送检，且无任何延期审批、无任何温度记录，比刘勇案的“迟延4天”更严重；

消毒液信息缺失：血样提取登记表仅写“碘伏”二字，无品牌、无批号、无生产日期，无法排除使用了含醇消毒液的可能，这是刘勇案未涉及的额外违法点；

签名事后补签：医护签名、见证人签名均系返回交警队后补签，而非采血现场当场签署，血样同一性从源头就无法保证；

鉴定过程无有效录像：鉴定机构仅提交了一段来源不明、画面模糊的黑影视频，无法辨认鉴定人员，无法核实实际检测行为，这与刘勇案中采血录像完整但送检环节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说明程序违法可能发生在更隐蔽的鉴定环节；

退侦后虚假补正：一审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已明确否定鉴定意见并退侦要求重检酒精含量，但公安机关拒不执行，仅做DNA同一性鉴定敷衍了事；

办案机关事后整改：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已对血样提取登记表进行全面规范化整改，强制要求注明消毒液品牌批号等信息。这一整改行为客观上承认了此前办案模式的不规范，但司法机关却拒绝将这份“自我否定”惠及本案当事人。

该案一审、二审均作出有罪裁判，目前已进入再审审查阶段。本人正是以刘勇案确立的“全链条程序审查”方法论为框架，从血样提取、保管、送检、鉴定四个环节逐一固定违法事实，向再审法院同步提交了相应的法律文书。后续我们将持续披露该案的再审进展，并及时分享最新裁判动态。

本文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19年第1辑（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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