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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9
《尚书》作为周朝及上古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是中国原生文化凝聚成书的重要政典，也是孕育我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萌芽最早的文献，蕴含着中华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其中所体现的德治、礼治等多维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历经千年仍然熠熠生辉，与当今时代精神遥相呼应。
《尚书》中的“德”字十分常见，且不同篇目对“德”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如“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丕显文武，克慎明德”等。《尚书·召诰》中，召公着重谈论了君王的德行与治世的关系，指出“德”与“天命”是互为因果的，只有“王其德之用”，方能“祁天永命”。《尚书·舜典》中提到为政者应当温和宽厚、正直严谨。《尚书·皋陶谟》记录了皋陶与大禹商议治国之道，提出了为政者应具备“九德”。《尚书·大禹谟》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是平治天下的三大纲领，其中“正德”位居首要，有德者才能更好地治理社会，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安康。《尚书·太甲下》记载“德惟治，丕德乱。”意思是实行德治，要对上天存有敬畏之心，对百姓怀有仁德之心。如此一来，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和社会，反之，天下就会大乱。《尚书·无逸》中周公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强调仁君必须把自身和耕种收获的艰难、人民生活的疾苦联系起来。
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中可以探寻到《尚书》重视民生的思想，要求为政者“克自抑畏”“施实德于民”，勤勉于国事，实行德政，注重民生。德治理念在西周取得极大的发展，使得“以德配天”成为西周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敬德保民”的理念随之也成为“民本思想”的起源。凡圣明的君主都将民生福祉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主张君主要爱护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为政者逐步意识到只有关心百姓、体察民情、实行德政才会得到庇佑。
“礼”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其内容已从单纯的传统仪式发展成为规范整个社会伦理的行为准则。西周初期，周公对礼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梳理、补充、修订，成为“法度之通名”。后来“礼”不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还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活动。《礼记·明堂位》总结道：“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这表明“礼”提供了民众生活的适当范式和标准，通过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治国理政中的指导原则和稳定社会的制度规范。
周初制定刑罚是出于对破坏礼制的考量，即“出礼入刑”。这里将“礼”作为一种对犯罪的积极预防，而把“刑”作为犯罪之后的被动处罚。周公在《尚书·酒诰》里谈论到教与罚的内涵及运用，周公认为教化的手段是和缓的，有益于礼治的施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与教化的手段相比教而言，刑罚的手段是严厉的，因此对于刑罚的使用应当审慎。过分地使用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只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使民众积怨，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从社会治理方面来讲，严刑和峻法只能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和表现，而礼治和教化则是对人心的征服。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从儒家经典学说指导立法到春秋决狱，再到作为司法的根据，“引礼入法”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礼”与“法”交融渗透，经过春秋战国、秦至两汉，“礼”与“法”实现合流。
（一）法以民为基，行仁政
《尚书·皋陶谟》记载上天从民众中听取意见、观察问题的，上天与民众之间相互通达。《尚书·大禹谟》载治理国家中最好的政策是德政。周初统治者通过殷商灭亡之教训，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把“明德”和“重民”作为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些都强调了为政者在制定法令时需以民众的利益为根本，实行仁政。
在《尚书》以德为基的治理思想的影响下，老子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认为良好的秩序规则需要建立在民众的认同感之上，如此才能家国同构，天下归仁。《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提出“行仁政”的王道思想，主张“以民为贵”。《墨子·兼爱下》引用《泰誓》《禹誓》多篇，反复论证“兼爱”是古代贤王的治国之道，其“天志之法”正是以民为核心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体现。孝文帝以勤俭持国，力戒奢靡之风，广施善教、善政。《尚书》的治理模式启示法治的终极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才能把人民群众所想、所盼体现在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与安全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二）德惟善政，缘法而治
从思想理念的延续来看，法家韩非子、李斯都曾拜荀子为师，其治世思想自然而然也受到《尚书》的启迪。《韩非子》中不少篇章都正引、侧引《尚书》的篇章。如《韩非子·忠孝》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皆引据《尚书·尧典》，《韩非子·有度》的文意与《尚书·洪范》一脉相承。
《管子·任法》中强调法律的平等性，主张“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君臣贵贱皆从法，历代盛世的标志之一就是以法治国，公允无私。唐太宗也讲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不可以因私废法。虽然君主专制是中国古代的主流制度，但我们必须关注到其中蕴含着限君、重民的治世理念。古代几乎所有的良臣都在对君主进行告诫，反对独裁暴政，反对剥夺、侵害民众，强调法律的公正与无私。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先秦法家主张援法断罪，一断于法。在商鞅看来，法是治国理政和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只有明确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做到“法明”“令行”，才可以使各项行为规范得到遵守，国家才能得到有效的统治。后期法家韩非，传承早期法家的思想，提出的“奉法者强则国强”流传千古。唐时魏征论法的概念时，采用了先秦法家的观点，认为尊法就是尊崇法律，以法律为尺度丈量自己的言行举止，自觉践行法理念，坚守法底线，用法思维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德法互补，慎刑慎罚
在《尚书·立政》中，周公强调要十分谨慎地依法行事，审理每一个案件都要合乎法律，轻重适当。《尚书·吕刑》讲“明于刑之中”，也在强调慎刑慎罚，处罚适当。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受到《尚书》影响，引《尚书·吕刑》中“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强调慎用刑罚。墨子还引《尚书·大誓》（即《泰誓》）：“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意在说明君王要做百姓的标准、楷模，实现国泰民安。
孔子在周公“先教后刑”“慎刑慎罚”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的主张。对民众进行道德的教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言行举止，减少犯罪行为。董仲舒提倡“德为阳，刑为阴；德为主，刑为辅”，此后援经义以决狱来辨明是非成为司法实践的指导方式。至唐朝，延续德主刑辅的治世理念，《唐律疏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中对老幼妇残、鳏寡孤独犯罪者予以宽大处罚，是恤刑的体现。唐朝的死刑复审制度、明清的会审制度，也都表现出了慎刑慎罚的思想。礼刑并举与德法互补奠定了中国古代治世思想的基本属性。
（四）尊重规律，法随时转
《逸周书》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天地万物为一体，遵循的是客观规律。纵观《尚书》，各篇背后都在强调宽和、为民的治世理念才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治国之道在于顺应自然，而不要苛政扰民。体现在法的制定方面，主要是指君主要尽可能少颁行政令，即使必须制定法律，也应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君王守道，天下自会安定、太平。道家对于治理思想的认知基于“天道”，天道可理解为自然法则，世间万物皆生于道且效法道，道法自然。
中华民族千年来立法运行的轨迹不仅体现了道法自然，还体现了法随时转。如战国时期，韩非子提出的“法与时转则治”，强调法令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这样法令才能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社会才会得到有效的治理。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是科学立法的核心，发展不止，立法不止。世易时移，中华民族优秀的社会治理理念历久弥新，其超越时空的价值为今日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