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控告，这篇讲辩护。

这类案子的指控骨架是三件事，包括违规事实是编的，投诉被当成施压工具，拿到合同外的钱。

这类案子的辩护，最忌讳上来就喊“这是正常维权”。公司被整体打掉、几十人被抓、账上几百万元进出，这句话法官一天要听八遍。

有效的辩护，是把控方的三件事一件一件拆。

一、第一件事：虚构是谁编的

这是最有杀伤力的辩点，也是被用得最少的。

控方的逻辑是“你们编造了业务员违规的证据”。

但案卷里通常能看出另一条线：这些话是客户自己说的。

客户说“当时业务员讲这个产品比存款划算”，客户说“签字的时候没让我看条款”，客户说“送过我一桶油”。

这些是客户的原话。中介只是记录、整理、润色，甚至照抄。

记录、整理客户的陈述，和编造客户的陈述，是两件事。

前者是代理工作的本分，后者才是虚构。

我办的一起案子里，当事人在笔录上被记成“退保理由一半真一半假”。这六个字差点要了他的命——它等于当庭承认虚构。

后来调出他和客户的微信记录：六十七个客户，每一条退保理由后面都跟着客户的语音和照片，最早的一条在他入职之前。这六个字被推翻了。

这个支点怎么打？把“虚构”落到每一笔上。

问清楚三件事：这一笔的理由是谁先说的、有没有原始载体、中介改动过什么。

全案四十笔里只要有三十二笔能追到客户的原话，剩下八笔撑不起“以虚构为业”的认定。

有个前提得提前做：及时把手里的原始载体固定下来——微信原文、通话录音、投保时的宣传页。等客户被做过笔录再说，就晚了。

二、第二件事：恐惧这一环怎么打

这个支点难打，但不能不打。

难在法院普遍认可“投诉考核压力”构成心理强制。监管指标客观存在，不需要证明具体哪个经办人真的害怕。

能打的是切割：把正常协商解决的业务，从被胁迫付款的业务里剥出来。有些单子客户确实被误导销售了，公司核查后自己也认，按正常流程退了，甚至签了和解协议。这部分钱是公司认账，不是被吓出来的。

辩方要做的，是把这部分从指控数额里切走。这既是因果关系的辩点，也是数额的辩点。

还有一个角度用的人少：超额幅度。正常退保退现金价值，这是底线。如果某一笔的实付金额只比现金价值高一成，很难说是“被逼到墙角”；如果高出八成甚至一倍，索赔明显超出合理范围，非法占有目的就有了着落。

三、第三件事：数额，切三刀

先报数。

山东的标准是三千元、六万元、四十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印发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试行）》（鲁高法〔2025〕21号）写得更细：三千元起，六个月拘役至一年；六万元起，三年至四年；四十万元起，十年至十二年，之后每增加三到五万元加一个月。四十万这道坎，团伙案里一撞就过。

所以数额辩护不是“少算一点”的问题，是“换一个档次”的问题。

拿山东首例做参照。枣庄张某伪装成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在抖音、微信引流，打着“全额退保、无损退保”招揽，教唆投保人编造虚假事实、歪曲投保经过，批量向监管部门发起不实举报，恶意举报八十余起，最终以敲诈勒索罪判六年、罚金四万。从六年倒推，认定的数额大概率落在六万到四十万这一档，或者存在未遂、从犯的减轻情节。

这对辩方是个提示：把精力放在逐笔核对金额上，比争论“投诉是不是恶意”有用得多。

第一刀，切“应退”与“超退”

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是超出权利人本可主张范围的那部分。

如果客户本来就有权全额退——犹豫期内、合同因销售误导可撤销、保险公司自己同意全额退——“超额”就是零，这一笔根本不成立。这一刀切下去，先要打的是合同效力，不是刑事。保险法第十五条给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第四十七条规定解除后只退现金价值。

所以“要求全额退保”本身不违法，违法的是用胁迫手段去要那部分本不该要的钱。

现实里最难处理的是“边界业务”：客户确实被夸大宣传过，但现金价值和保费之间的差额，远超他能主张的损失。这类单子既不能全算，也不能全剔，只能按“超额部分”折算。折算比例怎么定，是这类案子最有技术含量的争点。

第二刀，切“服务费”与“补偿款”

有的案子里，客户付给中介的钱，一部分是真实服务对价——保单整理、方案测算、陪同交涉、代写材料；一部分是从超额补偿款里分的成。前者是服务报酬，后者是分赃。混在一起按总额认定，就是重复评价。

辩方要做的，是把收费明细、服务记录、工作时间摊开，让法院看到哪一部分有对价。

第三刀，切“个人”与“公司”

这一刀对底层员工最要紧。

具体怎么切：入职离职时间、系统权限、经手的客户名单、提成发放记录、参与的环节。前端获客、材料制作、投诉提交、谈判收款，四个环节里参与得越靠后越深，责任越重。这五项一对，个人参与额就出来了。

签了协议没收齐款的、投诉提交了保险公司还没松口的、客户中途反悔的，这部分按刑法第二十三条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全案打不掉，打掉一部分是一部分，尤其是卡在档次线上的案子。

还有一条别抱太大希望：单位犯罪。这类公司大多是“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按法释〔1999〕14号第二条的规定，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但“以单位犯罪论”可以当量刑协商的筹码——它能把追责范围收窄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底层员工争取不起诉有用。

四、客户坐在证人席和被告席之间

对辩护方，客户的笔录是最危险的证据。公安机关一定会逐个找客户做笔录，而这些笔录大概率对被告人不利——客户为了自保，会把责任往中介身上推：“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所以对客户证言的质证是重头戏。看三件事：笔录形成的时间，是不是统一行动后集中取的；问答的引导性，有没有“是不是他们让你这么说的”这种问法；内容的一致性，几十份笔录用同一套措辞，本身就说明问题。

还有一层，很多人不愿意讲：客户自己也在法律射程之内。

如果客户明知中介在伪造材料，仍然提供假证明、照着话术作虚假陈述、参与分钱，可能构成共犯。

金融监管总局在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里把边界画得很清楚：投保人有权投诉，但投诉内容应当客观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以业务员存在违规为由虚构事实、恶意投诉，已经超出正常合法维权的范畴。

判断“明知”靠的不是猜，是痕迹。中介让他别接保险公司电话，他照做了；中介给他一段话术让他念给客服听，他念了；中介让他“回忆”业务员是不是说过保本，他顺着补了几句；谈成之后按三成到五成分钱，转账记录在那儿。

五、别把真维权打进去

这类案子最容易出两种偏差：一种是把黑产降格成普通投诉，另一种是把正常维权硬扣成敲诈勒索。这类案子里确实有真无辜的人，也确实有装无辜的人。

十大新型黑恶犯罪不断案发，退保型敲诈勒索案件各地都爆发，一定要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