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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06
一笔379万余元的“走账款”，让原本已经涉嫌虚开发票的行为人，又被认定构成诈骗罪，两罪并罚，最终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这类案件常被概括为“黑吃黑”：公司找人开票，双方虚构合同，公司按票面金额向开票方对公转账，开票方扣除“点位费”后，再将余款转入指定个人账户。钱一旦没有按约回流，争议便随之而来——这是违约、侵占，还是诈骗？公司报警，会不会先把自己送进去？开票方或者中间通道被“两头骗”，又能向谁追偿？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钱能不能追回，而是同一条资金流上可能同时存在三组责任：受票公司的涉税责任，截留者的侵财责任，以及财务人员、中介、账户提供者的参与责任。刑法不会因为双方先有违法安排，就对后来的侵财行为一概不管；也不会因为一方自称“被害人”，就抹去其自身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文讨论的“找人代开发票”，不是经营地税务机关依法提供的代开服务，而是指在没有真实业务，或者发票所载主体、项目、金额等与真实业务不符的情况下，请其他公司、个人非法开具发票，并配合制作合同、流水等材料。
在这类安排中，“过账资金”通常只是制造交易外观的工具。受票公司并不打算真正支付货款，开票方也无权最终取得全部款项，双方真实的意思是：资金短暂进入开票方账户，扣除约定费用后迅速回流。
因此，虚假买卖合同上的“货款”，未必就是民法意义上的真实货款，但资金并非真实货款，也不等于任何人都可以据为己有。财产犯罪所审查的，不是当事人给这笔钱起了什么名字，而是谁基于何种意思交付了资金、谁取得了事实控制、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一）虚开与截留相互独立：两罪并罚
在（2026）沪02刑终221号案件中，陈某甲利用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为三家受票公司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价税合计800余万元。其后，陈某甲收到三家公司对公账户转来的走账款3790221元，未按约定回流，而是转入个人账户取现并失联。
一审法院以虚开发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同时责令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发后，三家受票公司已将涉案税款补缴。
值得注意的是，二审裁定用于论证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事实是：陈某甲在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将走账款挪作他用，无归还行为并失联，其关于钱款用于公司经营和投资项目的辩解缺乏证据证明。
该案的核心意义在于：已经完成的虚开行为与后来针对走账款实施的诈骗行为，分别侵害税收征管秩序和财产权益，可能数罪并罚。截留资金不是虚开案件的“附带纠纷”，而可能成为一个独立、量刑更重的犯罪。
（二）虚开只是骗钱道具，最终只评价诈骗
江苏省海安市检察院公诉的陆某案提供了另一种处理结果。陆某以帮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名，诱使受票公司转入过账资金280万元，承诺到账后当日取现返还，随后拒绝返还并转移款项。经一审、二审，陆某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
办案机关没有另行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重要原因在于：陆某的主观目的指向受票公司的过账资金，所谓开票只是取得信任的手段；其又将部分款项用于缴纳票载税款，客观上没有造成相应的国家税款损失。
这与陈某甲案并不矛盾。一个案件并非只要出现“虚开＋诈骗”就必然数罪并罚。
需要追问的是：行为人是否分别形成了独立犯意，是否实施了两个具有独立法益侵害的行为，虚开究竟具有现实、独立的犯罪意义，还是自始至终只是侵财骗局中的一件道具。罪数判断必须回到具体事实，不能套用固定公式。
（三）实际只得3万余元，为何诈骗数额仍是100万元
（2024）冀1082刑初440号案件中的刘某强，根本没有开票能力。他先以“公对公走账、私户回流”为条件，诱使甲公司转出100万元；又冒充甲公司工作人员，欺骗乙公司提供合同、发票和账户，并要求乙公司将扣除佣金后的96万元转入其指定的个人账户。
资金流转后，46万元进入洗钱账户，34万元被公安机关冻结，16万元因高风险账户提示未能转出，刘某强实际只收到32390.26元。其辩护人据此主张，未转出的16万元、被冻结的34万元及开票利润等不应全部计入犯罪数额。
法院没有采纳。100万元因刘某强的欺骗行为由甲公司转出，已经脱离甲公司控制，故全部属于诈骗既遂数额。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
该案把四个容易混淆的数字分开了：被害人基于欺骗处分的金额、下游账户实际转出的金额、行为人最终获利的金额、案件办理后能够返还的金额，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上游诈骗既遂后，下游账户被冻结、部分款项未能继续转移，不当然使上游犯罪转为未遂。行为人将大部分赃款交给洗钱团伙，也不等于只按其实际分赃认定诈骗数额。
同时，乙公司负责人自愿垫付、被冻结资金可以返还，影响了被害人的实际挽损结果和后续涉案财物处理，却不会倒推消灭刘某强已经完成的诈骗。法院最终责令刘某强退赔甲公司32390.26元，体现的正是犯罪数额与追赃退赔计算的分别处理。
（四）钱不是开票方直接吞的：项目财务人员也可能成为侵财主体
（2025）内2527刑初44号案件进一步说明，“黑吃黑”并不只发生在受票公司与开票公司之间。
王某某负责挂靠工程项目的财务、后勤事项，并操作财务钉钉审批。其因工程需要联系运输公司代开发票后，将本应返给项目实际负责人的两笔款项共40万元，用于购买USDT并投入网络赌博。其间，他虚构运输公司错转款项、本人银行卡被司法冻结等事实，之后关机、躲避。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其家属代为赔偿5万元，与被害人达成分期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
该案中，判决根据具体身份关系、款项归属和欺骗行为认定诈骗罪。但在其他案件中，如果行为人是公司工作人员，利用经手、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将本单位资金占为己有，还可能涉及职务侵占罪。判断重点不是其名片上写“会计”还是“项目经理”，而是款项是否属于本单位、行为人基于何种职责取得控制、非法占有故意何时产生，以及欺骗行为在取得财物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没有回流”只是结果，不是诈骗罪的全部证明
诈骗罪的基本结构是：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行为人因此取得财物，对方遭受损失，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过账资金案件中，最常见的欺骗内容，是虚构开票能力、隐瞒真实收款安排，或者承诺立即回流却没有相应履行意愿和能力。受票公司正是基于“扣除费用后会返还”的认识，才将大额资金转入对方账户。
但双方存在真实开票安排、开票方原本具有回流能力，后来因经营困难、账户冻结或者新的债务纠纷而未能返还的，不能仅凭“钱没回来”便认定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应通过全案证据推定，通常需要综合审查：
接洽时是否具备真实业务、开票及履约能力；
收款前后的资产负债和还款能力；
资金是否迅速取现、分拆转移，是否用于赌博、挥霍或偿还个人债务；
是否仍保留真实经营和合理支出凭证；
未回流后是否积极对账、筹款、返还，还是编造理由、更换联系方式、逃匿；
类似手段是否反复针对多名交易相对方使用。
取现、失联、挥霍是重要证据，但任何单一事实都不宜被机械化为一律定罪的公式。刑事控告要证明的是完整的欺骗和非法占有逻辑，而不是只提交一张银行回单。
（二）签了合同，不等于就是合同诈骗
此类案件往往确有购销合同、服务合同，但合同可能只是为了制造交易外观。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不能停留在“有没有书面合同”，而应看行为人是否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实质利用合同骗取财物，并因此扰乱市场交易秩序。
如果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直接原因，是合同之外“走账后马上回流”的承诺，所谓购销合同仅供应对检查，没有真实交易内容，通常更应按照普通诈骗罪分析。反之，如果行为人以真实经济活动为外观，利用合同的订立、履行取得对方货款，则存在合同诈骗罪的适用空间。
（三）侵占罪的关键，是合法占有之后转为非法所有
侵占罪要求行为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并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过账资金确实短暂进入开票方账户，并不意味着开票方当然取得了侵占罪意义上的“代为保管”。
如果行为人自始以回流承诺骗取转账，诈骗的构成要件应在交付环节审查；如果收款人原本合法、真实地占有款项，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则侵占罪的讨论才有现实基础。双方是否允许其持续占有、是否授予管理处分权限、非法占有故意形成于何时，都是界分重点。
在账户、U盾已经交付他人控制的情形中，还可能涉及盗窃罪争论。此时需要判断银行卡、密码、U盾、手机验证码等核心控制要素究竟由谁掌握，行为人是否打破了他人的事实占有。但在典型的“受骗方主动转账到过账账户”模式中，首要审查的仍是诈骗，而不是看到资金被秘密转走便直接认定盗窃。
（四）内部人员截留，还要审查职务便利
受票公司的财务人员、项目负责人如果擅自变更回流账户，将本单位过账资金转入本人或关联方账户，可能涉及职务侵占；如果其通过虚构事实使公司或项目实际负责人交出款项，且不符合职务侵占的主体、客体及职务便利要求，则可能构成诈骗。
对代开方而言也是一样：本公司员工把应回流的单位资金侵吞，与外部受票公司、中介骗走资金，不是同一种法律关系。控告前应先固定被害主体和款项权属，不能只围绕“谁把钱拿走了”作形式判断。
受票公司常有的顾虑是：自己确实被骗了，报警是否等于自投罗网？这个顾虑并非没有依据，但不能因此推导出“不能报警”或者“报警必然被追责”两个极端结论。
《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同时禁止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以及介绍他人开具。受票公司不是天然的安全一方，其决策者、经办人、开票方和介绍人均可能进入调查范围。第三十五条还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则应区分发票类型和行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或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应结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及法释〔2024〕4号第十条、第十一条，审查骗抵税款目的、虚开税款数额和税款损失。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且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该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另行评价。
虚开普通发票等其他发票，则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及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现行标准下，虚开发票票面金额50万元以上，或者100份以上且票面金额3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票面金额250万元以上，或者500份以上且票面金额15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单位实施相关犯罪的，单位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可能承担责任。
如果虚开普通发票被用于虚列成本、虚假申报并少缴税款，还要评估逃税风险。需要特别注意：逃税罪针对特定初犯情形设置的行政处理前置及补税、滞纳金、行政处罚规则，不能不加区分地套用于所有虚开犯罪。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可以依法争取从宽，但不等于一律撤销案件或者免除责任。
至于中介和账户提供者，也不能仅凭“借了个账户”或者“只介绍了一笔业务”就一概定罪，仍须证明其明知内容、参与程度和具体帮助行为。明知他人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而提供账号等帮助的，可能构成相应犯罪共犯；明知系犯罪所得仍帮助转移的，可能涉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网络犯罪场景中提供支付结算帮助，还可能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同罪名的事实前提和证明对象并不相同，不能重复评价，也不能机械套罪名。
（一）第一步不是补材料，而是停止风险继续扩大
发现过账资金未回流后，应立即停止继续转账、开票、抵扣和入账使用，不得为了“把事情说圆”再补造物流单、验收单、聊天记录或者新的虚假合同。伪造、变造、隐匿、毁损材料，不仅削弱控告可信度，还可能制造新的法律风险。
应当原始保存聊天软件中的完整对话、合同及修改记录、发票信息、对公与个人账户流水、钉钉等审批记录、会计凭证、通话和往来函件，并记录证据来源和提取过程。截图不能只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几句，原始载体也不应随意清理。
（二）确认发票状态和审查资金情况
做成表格，列明每张发票是否开具、交付、勾选、认证抵扣、入账、税前扣除，以及对应税款和申报期间。它决定税务补救的边界，也影响刑事风险评估。
还需要尽可能知道资金去向，按时间列明每笔款项从哪个账户转出、进入哪个公司或个人账户、随后被分拆到何处、何时被取现或冻结，并标注对应的聊天指令和经办人。
真正支撑定性和追赃的，往往不是“我被骗了”的概括陈述，而是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的相互印证。
（三）刑事控告要如实讲清违法背景
公司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具体由经侦、刑侦等部门按当地分工办理。控告书不宜把事实包装成正常货物买卖，也不能只写“对方欠钱不还”。应围绕对方开票及回流能力、虚假承诺、公司因此转账、资金被异常处置、对方拒不返还或失联等事实展开，并提出及时止付、冻结、追缴和责令退赔的请求。
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在收到通知书后七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也可以依法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具体救济应围绕未查明的事实、应调取的证据和法律适用争议展开，而不是简单重复控告书。
（四）税务核查不宜等刑事案件结束再启动
公司应在专业人员和税务顾问协助下，核查问题发票、进项抵扣、成本列支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依法评估更正申报、进项转出、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主动说明等措施。税务补救不能代替刑事控告，刑事立案也不能代替税务纠错。
单位与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之间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单位希望控告员工侵占，员工可能反过来证明虚开系负责人决策。必要时应分别获得独立法律意见，不宜由同一套说辞覆盖所有主体。
开票方自身参与虚开的行政、刑事风险，不会因为其后来被骗而消失。但是，如果受票公司、内部员工或者中介将本应回流、返还或用于特定用途的资金非法转走，开票方仍可以就具体侵财行为依法控告。其身份可能在同一案件中同时具有被害人、证人、违法嫌疑人等不同面向，必须如实陈述，不能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如果被冒名的第三方公司只是提供了合同、发票和账户，后来发现有人一边欺骗受票公司，一边冒充受票公司员工指令其向陌生私户转款，该公司应立即停止后续支付，保存对方冒名、反向欺骗、指定账户及内部审批证据，及时向办案机关说明，并配合止付冻结。刘某强案中的乙公司正是被“两头骗”的通道方，其及时报警、垫付和配合追赃，对最终挽损具有重要作用。
垫付款项时，应以书面材料明确垫付性质、金额、收款对象、追偿安排及涉案财物分配，防止被简单解释为对全部违法事实的自认，也避免被害人因冻结款、垫付款和刑事退赔重复受偿。垫付本身不等于必须承认虚开或诈骗，但也不当然消除既有责任。
对于已经被追诉的开票方及责任人员，应依法评估退赃退赔、补缴税款、认罪认罚、合规整改等从宽情节，不能串供、毁证或统一虚假口径。控告他人与辩护自身并非二选一，但两者都必须建立在完整、真实的事实基础上。
民事诉讼并非当然不可行，但结果比“合同无效就返还”复杂得多。
南京中院2024年5月24日公开的一起案例中，双方在真实交易之外虚增合同价款22.2万元并开具发票，法院认定虚增部分所涉合同无效，判令收款方返还22.2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同时将虚开发票行为移交税务机关处理。另有苏州工业园区法院公开案例，对为掩盖偷税目的而实施的虚假给付，以属于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为由驳回返还请求。
这些差异说明，合同无效、返还原物或折价补偿、不法原因给付以及双方过错之间，需要结合具体诉请和事实审查，不能承诺“民事起诉一定拿回本金”。法院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还可能移送税务或公安机关。
因此，民事路径应与刑事控告、财产保全和税务风险一并评估。无论选择哪条路径，都不应请求法院判令对方继续虚开发票，也不得以举报为要挟索要明显超出本金和合理损失的“封口款”。已经通过垫付、冻结返还或刑事退赔获得清偿的部分，不得再重复受偿。
代开发票中的“黑吃黑”，最容易滋生两种误判：一种是认为对方先做违法生意，自己侵吞走账款就无须负责；另一种是认为自己被骗，原有虚开、抵扣、虚假申报责任便自然消失。
这两种理解都不成立。过账资金被侵吞时，诈骗、职务侵占等侵财犯罪可以独立成立；虚开行为是否另行构罪，则要看发票类型、主观目的、税款损失及行为独立性。刑事追赃、民事返还、税务补救各有功能，不能相互替代。
对企业而言，真正有效的处置顺序不是“先编一个正常交易故事”，而是停止违法安排、保存原始证据、核清发票与资金、同步评估控告和税务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