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是《建工解释（二）的刑事密码：23条司法解释如何重塑建工企业的风险版图》的延续。如果说前文是一张全景地图，勾画了建工解释二施行后的刑事风险——那么本系列就是五个实地坐标，用刑事审判参考或者最高院指导案例等真实案例，逐个测量每一条边界的精确位置。

本系列计划五篇，按风险暴露频率排序：

五篇文章覆盖了建工企业从投标、施工到结算全链条中最容易踩到的刑事红线。每一篇独立成文，写法统一：一个核心案例、争议焦点拆解、裁判要旨提炼、多层深度分析、具体实务提醒。

第一篇从串通投标罪开始。不是因为它的发案率最高，而是因为在建工解释二的框架下，它是民事和刑事交叉最密集的罪名——每一起工程款纠纷的庭审，都可能变成串通投标罪的线索来源。

导语

建工行业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招标文件里的技术指标，很多时候是按照”自己人”的条件来写的。

过去，这种做法叫”量身定做”。民事后果是合同无效。刑事后果？没人追究。

建工解释（二）施行之后，情况变了。

刑事审判参考第1629号案例，给这个”公开的秘密”判了死刑。本文拆解这个案例，告诉你在新的司法解释框架下，为什么”修改招标条件配合自己人”已经不再是灰色地带。顾

案例回顾

某大型建工项目公开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朱某某找到某项目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说自己跟招标人的董事长孙某某有私交，可以”合作”投这个标。两人谈好了利益分配方案。

孙某某指定了陈某某担任该项目的招标代理。

随后，张某某和朱某某通过孙某某提前获悉了资信标指标的设置方案。更关键的是——他们通过陈某某和孙某某，三次修改了招标文件中的资信标指标：

1. 将单个合同总建筑面积门槛从18万平方米降到15万平方米；

2. 从”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改为”接受联合体投标”；

3. 对未来社区业绩的分值和项目总负责人业绩做了调整，增加加分项。

同时，招标文件还规定了一条：总得分相同时，资信标得分高者优先。

某项目管理公司原来的资信标最多只能拿14分。经过三次修改后，资信标拿满了20分。最终凭借技术标的优势，以不到3分的微弱差距排名第一中标。项目金额超过5000万元。

法院认定：某项目管理公司、张某某、朱某某、陈某某均构成串通投标罪。

但这个案件不止一个罪名。

中标之后，朱某某送给陈某某50万元表示感谢。这一行为牵出了两个贿赂罪名——朱某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陈某某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人的最终刑期，是串通投标罪和贿赂罪名数罪并罚的结果。张某某虽然没有涉及贿赂，但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样构成串通投标罪。

一审判决（2024年4月29日）：某项目公司罚金50万元；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5万元；朱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罚金15万元；陈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罚金15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点，浓缩成一句话：

降低资信标门槛，本质上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投标。这算”鼓励公平竞争”，还是算”串通投标”？

辩方的逻辑很直接：你把门槛降下来，更多公司能参与，竞争更充分，这不是好事吗？怎么反倒成了犯罪？

法院的回答也很直接：看你为什么降。

裁判要旨

刑事审判参考第1629号提炼的裁判规则，可以拆成两层：

· 第一层：看目的不看表象。

降低资信标门槛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是为了让特定投标人中标才降低的，无论门槛是往宽松调还是往收紧调，都涉嫌串通投标罪。

· 第二层：看因果关系。

本案中，如果按照原来的招标文件，某项目管理公司的资信标得分最多14分。三次修改之后，资信标满分变成可能。而某项目公司正是凭借资信标满20分的基础上，用技术标的微弱优势拿下第一名的。

法院认定：修改资信标指标与某项目公司中标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没有这三次修改，某项目公司中不了标。深度分析

深度分析

这个案例拆三层分析：

· 第一层：为什么调整招标条件可以构成”串通”？

很多人对串通投标的理解停留在”几个投标人坐在一起商量谁报多少钱”这个层面。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文本确实写的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看起来只规制投标人之间的横向串通。

但司法实践早就突破了字面含义。

本案中，串通的结构是”投标人—招标代理人—招标人”的三角结构。朱某某和张某某（投标人一方）、陈某某（招标代理人）、孙某某（招标人董事长）——三方合力，通过修改招标条件的方式，确保某项目公司中标。这不是几个投标人”商量报价”那么简单，而是从招标规则层面就锁定了结果。

串通投标罪保护的法益是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修改招标条件让特定人中标，对这个法益的损害比几个投标人之间”商量报价”更严重——因为前者从规则层面对所有其他投标人关上了门。

· 第二层：目的如何证明？

降低资信标门槛，表面上是在”扩大竞争”。那法院凭什么认定它是”串通投标”而不是”鼓励竞争”？

答案在客观证据上：

1.朱某某和孙某某有”私交”，而且在招标前就谈好了利益分配。这是证明主观目的最直接的证据。

2.三次修改指标的方向高度吻合某项目管理公司的实际情况。把面积门槛从18万降到15万——某项目公司刚好有15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经验。从不接受联合体到接受联合体——某项目公司刚好需要联合体。这不是巧合。

3.招标文件还特别规定了”总分相同、资信标优先”的排序规则，而资信标恰恰是三次修改的集中对象。

把这三点拼在一起，结论就清楚了：这不是为了扩大竞争，是用”扩大竞争”的外壳包装一个锁定结果的计划。

这里有一个刑事辩护的要点值得关注：认定主观故意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证据（本案中的私交和利益分配约定），二是从客观行为推定。从客观行为推定时，法律允许反证。如果被告方能够证明降低门槛确实是为了扩大竞争、有明确的市场调研依据、没有私下利益往来，这是有效的辩护方向。

· 第三层：串通投标罪和建工解释二怎么联动？

回到建工解释二。第2条说”先定后招”的合同无效，第22条说发现涉嫌犯罪线索”应当”移送。

在第1629号案例的情境中，假设这个案件没有走到刑事程序——各方在民事法庭上打工程款纠纷。总包（某项目管理公司）主张按照合同价款结算。对方提出：这个项目存在串通投标，合同无效。

民事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会发现什么？

招标文件在公告前后被修改了三次。修改的内容恰好对某项目公司有利。某项目公司凭借修改后的指标中标。更关键的是，孙某某（招标人董事长）同时被另案处理。

这些事实加在一起，在第22条的框架下，就是”涉嫌犯罪的线索”。民事法官没有裁量空间——“应当”移送。

这意味着什么？建工解释二把串通投标罪的发现路径，从”举报+公安主动侦查”这两条传统渠道，扩展到了第三条：民事庭审。每一起工程款纠纷的庭审，都可能变成串通投标罪的线索来源。

以前是：没人举报就没事。 现在是：打官司也可能打出刑事案件来。

· 第四层：串通投标和行贿，为什么总是一对”孪生罪名”？

串通投标罪和贿赂犯罪（行贿/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在实践中几乎总是相伴而生。原因很简单：能把招标条件改到”刚好匹配”自己的人，光靠交情不够。孙某某为什么答应朱某某？朱某某又为什么送给陈某某50万？每一个”量身定做”背后，都有一笔没有公开的对价。

这个伴生结构对实务的影响，有两个层面：

第一，一个罪名的证据，可以成为另一个罪名的突破口。 串通投标的主观目的不好证明——你怎么证明”修改招标条件是故意的”？贿赂犯罪的资金往来，恰恰是最硬的客观证据。第1629号案例中，朱某某送给陈某某的50万元，不仅坐实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还反过来印证了串通投标的主观故意——如果你没有串通，为什么要给钱？

第二，数罪并罚叠加刑期。 朱某某串通投标罪判了一年，行贿罪也判了一年多，合并执行一年十个月。陈某某同理。相比之下，张某某没碰钱，只有串通投标罪，最终是缓刑。这三个人的刑期差异，就是”只投标”和”投标+送钱”的刑事后果差异。

结论：建工领域的串通投标，一旦动了”感谢费”的念头，就不再是一个罪名的问题。贿赂罪名的证据反过来会锁死串通投标的主观故意，形成罪名之间的”互证闭环”。醒

实务提醒

结合第1629号案例和建工解释二的新规则，建工企业四件事必须做：

· 第一，远离”量身定做”。

不要在招标前和招标人、招标代理讨论招标条件如何设置。“我们就聊聊项目要求”，这句话本身就可能被认定为串通投标的证据。记住第1629号的逻辑：目的决定了行为的性质。

· 第二，标书独立制作、全程留痕。

第1629号案例中，“私交”是证明主观目的的关键证据。反过来说，如果你能证明所有投标行为都独立决策、没有私下沟通，就能在源头上切断”串通”的认定基础。具体做法：标书独立制作、独立用章、所有沟通留书面记录。

· 第三，挂靠就是定时炸弹。

建工解释二第3条管挂靠，第1629号案例的三角串通结构里，招标代理人陈某某的角色接近”内部人配合”。在挂靠模式下，一个人控制多家公司围标——这和本案中”通过修改招标条件配合特定人中标”本质一样，都是在招标规则上做手脚。不同的是挂靠模式更容易留下证据：同一台电脑做的多份标书、同一个IP地址上传的投标文件。

· 第四，如果已经在打工程款官司了——先做刑事风险评估。

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触发第22条的移送义务。在庭审策略上，必须提前评估哪些陈述可能暴露”先定后招”或”串通投标”的痕迹。这不是教唆隐瞒，而是提醒：你的民事庭审策略，必须把刑事风险考虑进去。

· 第五，串通投标别碰钱——碰了就是”双罪名”。

结语

第1629号案例最直观的教训：张某某没碰钱，串通投标罪→缓刑。朱某某送了50万，串通投标罪+行贿罪→实刑一年十个月。陈某某收了50万，串通投标罪+受贿罪→实刑一年八个月。贿赂的资金往来不仅会独立成罪，还会反过来印证串通投标的主观故意，形成”互证闭环”。建工项目中的”感谢费”、“中介费”、“介绍费”，一旦进了银行流水，侦查机关不需要证明你主观上想串通投标——只需要顺着钱的方向查，主观故意的证据自然就出来了。

第1629号案例传递的信息很明确：招标条件的设置，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和技术决策。当你为了让某个人中标而调整条件的那一刻，你已经跨过了串通投标罪的边界。如果你为此收了钱或送了钱——那就不是一条边界，是两条。

建工解释二第22条把这扇门开得更大了——民事法官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必须报告的义务人。

对建工企业来说，合规不是可选项，是这个行业下一步竞争的入场券。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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