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案件中，交警对当事人提取血液样本的行为，究竟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行为？这一问题长期困扰司法实践与辩护实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70号指导性案例（成某明危险驾驶案） 给出了明确裁判规则，结合现行法律法规与司法判例，本文将系统拆解血液取样行为的性质认定逻辑。

一、270号案例核心裁判要旨：不唯立案时间，重实质综合认定

270号指导性案例明确：刑事立案前提取血液样本的行为性质，不能仅以“是否立案”机械判断，需综合行为目的、血液用途、程序进展进行个案认定；若公安机关依据呼气酒精检测结果，已认定当事人涉嫌醉驾犯罪、为固定刑事证据提取血样，即便发生在刑事立案前，亦属于刑事侦查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这一裁判要旨打破了“立案前必为行政强制”的单一标准，兼顾醉驾取证及时性与程序合法性，成为醉驾案件血样性质认定的权威标尺。

二、行政强制vs刑事侦查：法律法规的边界划分

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行政法规范，以及《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刑事规范，两类行为的法律边界清晰可辨：

（一）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情形

行政法层面明确将检验体内酒精含量列为交通执法行政强制措施，适用于未达刑事立案标准、仅作交通违法处理的场景：

1、《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将检验体内酒精含量直接纳入行政强制措施范畴；

2、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五条，细化了呼气测试异议、拒绝配合、涉嫌醉驾/涉事故酒驾等需提取血样的行政办案情形；

3、立案前无呼气检测、无醉驾嫌疑初步证据，仅按行政程序抽血的，本质是交通管理行政调查，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二）刑事侦查行为的法定边界

刑事侦查以立案为起点，但270号案例作出了实质扩张：

1、《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活动始于立案，初查仅能采取不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强制抽血因限制人身自由，不属于初查范畴；

2、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明确，呼气检测≥80mg/100ml的，公安机关应决定是否立案，为固定刑事证据提前抽血，契合醉驾取证及时性需求，认定为刑事侦查行为；

3、血液样本最终用于刑事立案、定罪量刑，用途指向刑事追诉，即便立案在前，仍归刑事侦查行为。

三、270号案例与既往判例的衔接：司法尺度的统一

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多地判例将醉驾抽血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最高法行政审判优秀案例（高晓强诉黄岛交警案）、河北高院（2023）冀行申927号裁定，均明确立案前抽血属行政强制；新疆交警官方宣传亦持此观点。270号案例并非否定既往规则，而是细化适用场景：

• 仅作交通违法处理、无刑事追诉目的→行政强制措施；

• 呼气达标、为刑事取证抽血、最终刑事立案→刑事侦查行为；

• 无呼气检测、无刑事立案意图，仅按行政程序办案→仍属行政强制，不适用270号案例的刑事认定规则。

四、实务关键：血液取样行为性质的个案判断标准

结合270号案例与法律法规，实务中可按三步法认定血样性质：

1、看前提证据：是否有呼气酒精检测≥80mg/100ml、当事人醉酒样态等醉驾初步证据；

2、看行为目的：抽血是为交通违法处罚，还是为固定危险驾驶罪刑事证据；

3、看程序走向：血液样本是否最终用于刑事立案、侦查、起诉，案件是否转为刑事程序。

三者同时满足，即便立案前抽血，亦属刑事侦查行为；缺任一要件，仍应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需遵循行政强制法定程序。

五、程序瑕疵的处理：270号案例的补充规则

270号案例同时明确：血样提取、封装、送检、鉴定程序不规范的，按刑事证据规则审查，可补正或合理解释的予以采信，无法补正的依法排除，不直接因程序瑕疵否定行为性质。

这一规则既守住程序正义底线，又避免因轻微程序问题否定关键证据，兼顾司法公正与办案效率。

六、辩护实务要点：醉驾血样性质争议中的律师辩护思路

结合270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及前述法律法规，律师在办理醉驾案件时，针对血液取样行为性质、取证程序合法性，可重点从以下实务要点展开辩护，直接影响证据效力与案件走向：

1、优先审查刑事立案时间，区分行政强制与刑事侦查

严格核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决定书时间与抽血时间。若抽血发生在刑事立案之前，且无证据证明抽血系为固定刑事证据、仅系交通执法常规取证，则应主张抽血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非刑事侦查行为。此时若行政强制程序违法（如未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未告知权利、未通知家属），可直接对血样取证合法性提出异议。

2、审查是否存在呼气酒精检测，判断立案前提是否合法

依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醉驾刑事立案应以呼气酒精检测≥80mg/100ml为前提。若公安机关未做呼气检测、直接抽血，且抽血前未刑事立案，则案件应先按行政案件办理，后续转为刑事案件不具有溯及力。律师可据此主张立案前抽血行为性质为行政强制，相关程序瑕疵直接影响血样作为刑事证据的可采性。

3、以270号案例为标尺，否定“形式立案、实质未立”的规避行为

270号案例强调实质审查而非形式审查，即便公安机关事后补立案、倒签时间，只要抽血当时无刑事侦查目的、无醉驾初步证据、仅为行政查处，仍应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律师可结合出警经过、执法记录仪、讯问笔录、立案审批表等证据，推翻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事后主张。

4、审查抽血是否属于刑事初查禁止性措施，排除非法取证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立案前初查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抽血明显限制人身权利，不属于合法初查措施。若公安机关将立案前抽血解释为初查，律师可直接指出初查无权强制抽血，取证行为超越法定权限，血样应予排除。

5、结合最高法指导判例，主张行政强制行为可诉、程序违法无效

最高法行政审判优秀案例、河北高院裁定均明确醉驾抽血属行政强制措施，若公安机关未履行行政强制法定程序（未告知、未签字、未通知家属、无合法凭证），律师可主张抽血行为程序违法，血样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6、血样用途反向论证：仅用于行政处罚的，不得作为刑事证据

若抽血凭证、执法文书均载明系交通违法行政检验，未体现刑事侦查目的，即便后续酒精数值超标，该血样仍属行政取证范畴，不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律师可据此切割行政取证与刑事证据的关联性，削弱控方证据链条。

7、程序瑕疵不可补正的，坚决申请排除非法血样

抽血、封装、送检、鉴定任一环节违反规定，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补正的，即便公安机关主张属于刑事侦查，律师仍可依据刑事证据规则申请依法排除血样鉴定意见，从根本上削弱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基础。

七、结语

270号指导性案例为醉驾血液取样行为性质的认定提供了实质审查、个案判断的权威路径，既尊重行政法与刑事法的程序边界，又契合醉驾案件取证规律。对办案机关而言，需区分行为目的与程序走向规范执法；对当事人与辩护方而言，可结合证据前提、行为目的、程序走向，精准判断血样性质与合法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醉驾无小事，程序是关键。唯有恪守法律边界、遵循裁判规则，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介绍

邵明慧律师，睿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济南总部管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委员，济南市“泉警律师”法律服务团成员，济南市公安局法律顾问。

执业16年，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控告 、刑民交叉案件、婚姻家事案件等。